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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日本的差距真有这么大吗?

发布时间:2017-10-08    作者公众号:海疆在线



近日,网络流传一篇文章《我们和日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点击蓝字查看)。 这篇文章一共谈了九个问题:


1、我所认识的日本人;


2、我在日本旅游的故事;


3、日本人的整洁与秩序;


4、日本人的爱心和社会和谐;


5、日本的教育体制;


6、日本的医疗体制;


7、日本人的勤奋与敬业;


8、日本的政治体制和日本人的对政治的态度;


9、日本人对过去历史的认识。


仅从这九个标题来看,高、大、全,值得一读。然而,是这样吗? 


下面,我按照上面九个问题的顺序谈一谈我的解读。


一、关于“我所认识的日本人”


●“像我这样60年代初生(出生)的一代人,七八十年代接受的基本上是抗日的教育,在去日本之前,对日本和日本人基本上是负面的印象。”


(七八十年代,除了抗日教育,学校没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课吗?表达不严谨,不应该)。


假如真的都是负面印象,那么,作者怎么会选择全是负面印象的国度去留学呢?这不符合常理呀!我也是那个年代出生的人,也是80年代去日本留学和工作过的人。我当时知道日本是一个比中国发达许多许多的国家,那时的中国百姓对能拥有一件日本家用电器而感到自豪;我看过《追捕》、《幸福的黄手绢》等电影,高仓健是许多人的偶像;我受到过“中日友好”思想的影响,认同过“中日是邻邦,应该和平共处、不要战争”的理念;也受到过“日本广大的人民是好的,他们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有罪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我更清楚地记得当时去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留学、考查是中国人举国向往的事,等等等等。这些难道不都是正面的吗?


什么样的教育才算是正面的呢?难道要把日本人在中国的罪恶行径说成是解救支那人才算是正面教育吗?作为受害国,中国人教育子孙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屈辱、警钟常鸣,这有错吗?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以抗战为题材,创作了《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嗄》等优秀作品,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喜爱,这难道也是负面教育吗?既然这么忌讳负面形象,那么在烧杀抢掠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罪恶呢?干了坏事不但不反醒,还不让对方揭露批判,揭露批判了就是负面教育,天理何在!


●“我觉得本质上中国人和日本人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样的结论连日本人都不会同意,美国人也不会同意。我去日本留学时的保证人(注:按照日本法律,外国留学生在日期间必须有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日本人担保,否则不能前往日本留学或滞留日本)曾亲口对我说:“日本人表面上好,骨子里坏;中国人表面上坏,心肠好”。我在日本留学毕业后留在日本工作过几年,其间,与大学校友会的学长们有过交流,这些学长大部分是日本实业界的领袖、精英或骨干,我不止一次听到过、也不止一位学长对我说:“日本人坏”。建议在下结论之前,最好先去看看美国人拍的电影《我们的敌人--日本》和《菊与刀》,这些作品会告诉你什么是日本人。


●“只要以诚相待,都可以成为朋友”,“只要真诚交流,大家都可以成为朋友”。


不知道作者对朋友的定义是怎样的。见了一面说了几句寒暄话,这也叫“真诚交流”吗?从此再也没有联系,也叫朋友吗?


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放弃对日要求战争赔偿权,这很有诚意了吧?中日成为朋友了吗?没有。若不是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签定。


中国主张中日友好,很有诚意吧,换来了友好吗?一厢情愿付东流。日本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多于正面,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基本上都是跟着媒体走的。放眼世界,最不希望看到中国崛起的有三个国家:美国、日本、印度。特别是日本,积极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处处与中国作对。中国的外交走向非洲,日本的外交就跟到非洲去“削弱影响”,中国的高铁要走向世界,日本的新干线就跟到世界搅局,中国要搞“一带一路”,日本就和印度用“亚非开发走廊”来抗衡。就连日本的媒体和一些学者也在批评日本的外交没有自己的方略,像个“跟屁虫”。 我在日本期间曾经疑惑:中国怎么会提出“中日友好”的口号呢?人家又不想跟你友好,羞死人!


●“我最不喜欢听别人说某某地域的人怎么不好”。


这样的措词,感觉有点像小孩子玩游戏过家家。真不愿意为读这样的帖子浪费时间,更不想去评论它!



●“很多人问我在日本有没有受到过歧视,我自己没有感觉到。……在公司的升迁也和日本人一样。”


这个话题也敢这样说,无知无畏。且不说日本社会的“校园岐视”、职场上的“年功序列等级歧视”、女性歧视等众所周知的普遍现象,对华人会没有歧视吗?“支那人”不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称谓吗?既便是在今天,不是依然有一些日本人在用这个称谓污辱中国人吗?许多在日本定居或工作的华人,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女会说中国话,就把孩子送到专门为华人子女开办的学校就读。在这个学校,老师用中国话授课,同学之间也必须用中国话交流。所以,这些孩子既会说日本话也会说中国话。然而,许多父母抱怨说,带孩子上街,自己的孩子在公共场所绝对不愿意用中国话和爸爸妈妈交流,因为怕暴露自己的身份,怕招来周围异样的目光。是的,孩子也许并没有遭受过来自具体某一个人的歧视性对待,但是,这能证明孩子没有受到歧视吗?孩子害怕在同学中、在公众场所暴露自己的华人身份,这难道不是恰好能佐证孩子是在一个受到歧视的环境中成长的吗?


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同班同学中有几位在二战结束后不能回国的“战争孤儿”的子女,周末或节假日,我有时会和他们相约在一起包饺子、烙饼或喝茶,成为了好朋友。但是在校园内,我曾经试图用中国话与他们交流,但他们不用中国话回答找,并对我说:“不要说中国话”。为什么?你懂的。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在一家拉面馆当店长的旅日朝鲜人,他出身在日本,读书在日本,工作在日本,结婚成家也在日本,而且从未去过朝鲜。可是他的身份依然是“在日朝鲜人”,外出时必须和在日外国人一样携带外国人身份证,否则就是违法,一旦被发现就会被警察带走。


按照日本的法律,“在日朝鲜人”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的身份永远都是“在日朝鲜人”,不能变成日本国籍。这位店长小哥得知我是中国人时,双眼为之一亮,像是遇到了亲人一样、遇到了知音一样向我诉说受到的种种歧视,并亮出身份证给我看。长期以来,“在日朝鲜人”的人权状况一直受到国际社会以及日本国内人权组织的关注,但至今没有得到改善。


清华大学校长施一公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每年有三千多清华学子毕业,其中有三分之一去了美国。这些人当中,真正能出人投地的寥寥无几。去美国的大学、实验室访问,代表对方机构出面接待的都是洋种人,清华学子一个也没有。他说,其实,那些在美国研究机构、大学工作的清华学子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能力上都要比他们的洋种人上司强得多,但都只能当别人的助手,拥有自己的实验室是不可能的事。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对待华人尚且如此,日本作为一个公认的比较刻板、封闭的国家会比美国更具有国际友爱精神、更大公无私吗?我曾对我的学生说,无论你多么优秀,无论你将来在日本的医院工作时间有多长,你绝对当不了护士长,绝对不会给你权力去指挥、去支配日本人。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不会有人要无缘无故地歧视你、用语言来伤害你,你也可以与周围的当地人进行很顺畅的交流,没毛病。但是,表面的客客气气不等于歧视不存在,有些歧视是隐形的、深层次的,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对中国人的优越感是真实存在的。不要以为加入了日本国籍就能赢得日本人的尊重,也不要以为日语说得多么流利就能和日本人亲密无间,在日本人眼里,中国人换了“马甲”还是中国人,是“外人”,二等公民的感觉是在日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作者说“自己没感觉到”,这是自欺,也是欺人。相信了,就是相信世界上有鬼。


二、关于“我在日本旅游的故事”


这个章节,讲述了在旅游途中遇到困难得到日本人帮助的故事。假如这两个故事仅仅作为游记的内容来描写,是不错的素材,我也相信这两个故事是真实的。但是,以这两个小故事为依据,拔高到对日本人评价的高度、进而毫无事实依据地诋毁中国人的做法就有点过了。



有一个故事,大意是这样的:有一位小女孩因受到妈妈的批评而愤然离家出走。深夜,饥饿和寒冷难耐,走到一个卖夜宵的摊位前想吃碗面条,但是没钱,只好站在摊位前可怜兮兮地看着。摊位大叔看出了端倪,便端来一碗面免费送给小女孩。小女孩感激涕零,跪在大叔面前表示永生不忘恩情。摊位大叔了解了小女孩深夜离家出走的原因后,说:不要感谢我,我仅仅是无偿地帮助过你一次。你的母亲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无偿地养育着你,供你上学,为你操劳。你的母亲才是你的恩人。你深夜不辞而别,太不懂事了。你母亲现在一定在家急得座卧不安,敢快回去吧。小女孩听后恍然大悟,急匆匆地回家去了。


这个小女孩的故事与作者在旅游途中遇到的两个小故事有相似之处,都是得到了他人的友好对待。不同的是,作者是有认知能力的成年人,并以这两个旅游小故事为切入点,在毫无逻辑关联、毫无案例支撑的情况下,诋毁生他养他的中国,诋毁中国人,质疑“即使是在中国,又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么热心大方?”我不禁要质问:二战后,中国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权,你不知道吗?收养了“战争孤儿”,养大成人后又把他们安全地送回日本,让他们与在日本的亲人团聚,你不知道吗?福岛海啸造成核泄漏,中国政府把本国国民济也很需要的石油无偿送给日本救灾,你不知道吗?这些大度、宽容、博爱的行为难道比不上你周围日本人的小恩小惠吗?即便是日本人,在提起“战争孤儿”的事时,无一例外地会肃然起敬,满怀深情地说一句:“中国人了不起”。还有,“雷锋精神”一直是中国全社会所倡导、所践行的美德,等等这些为什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答案只有一个:选择性失明。


●“国家的政治家们之间可以吵架,可以对骂,作为老百姓,我们无论对待那(哪)个国家的人,都要友好相处。”


把中日之间的争端说成是“政治家之间的吵架”、“对骂”,这是混淆视听、企图掩盖中日争端的本质。首先,中日之间的争端不是政治家之间的争端,而是如何看待历史、如何解决领土问题、如何维护中国切身利益和维护民族感情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其次,中日之间的争端不是小混混或泼妇之间的吵架、对骂,而是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社会所达成的共识基础上所进行的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无视这些争端的本质和真相,无视争端的来龙去脉,仅凭主观臆想,含沙射影地教训中国人对待其它国家“要友好相处”,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三、关于“日本人的整洁与秩序”


本节章介绍了日本的垃圾分类、街道的整洁、处理垃圾的方法、遵守秩序的社会风尚以及驾驶员礼让行人的良好修养。


客观地说,在这些方面,日本人确实做得很好,值得中国人学习。我本人也非常反感乱丢垃圾、随地吐痰、不排队、驾车不礼让行人、乱鸣喇叭、夜间开远光灯等陋习和不遵守公共秩序的行为。但是,文稿在对日本的上述优点大加赞赏之后,不忘贬低中国。如果是善意的批评,不但应该虚心接受,而且还要感谢为我们指出问题的人,因为这是为了我们做得更好。然而,通过这些语句,我读出了对日本膜拜和对中国鄙视的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今天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和陋习是怎样产生的。这其中当然有文化、历史、社会进步程度、生活习惯等自身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应该是经济实力。没有经济实力、没有完善的社会公共硬件设施,讲社会文明就是空谈。作者自己也承认“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会变得越来越有秩序”。


那么,中国有经济实力吗?


改革开放之前的100多年来、更准确地说是中国被纳入WTO的2001年之前的100多年来几乎没有经济实力。


为什么没有呢?历史上,中国不是很富裕的国家吗?


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1901年(辛丑年)9月,德、法、俄、英、美、日等11个国家逼迫中国签定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必须向上述11国赔偿4亿5千万两白银,按照当时中国4亿人口计算,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病残,平均每人赔偿1两白银。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主权陷入半沦丧,百姓饥寒交迫,食不果腹,清政府和地方衙门无钱改善民生,无钱兴建公共设施和民生设施。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华大肆烧杀掠抢,大量财富被掠夺,战争状态也使中国无法进行生产建设,几乎变成废墟。国民政府无心也无力关注民生和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千方百计地围堵、封锁中国,阻挠中国的发展,把中国排斥在世界贸易体系之外,不让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使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举步艰难,没有经济实力改善民生和教育。


直到2001年加入WTO——被纳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之后,中国才开始通过贸易往来积累财富。



所以我说,中国人的一些所谓不文明现象,除了有自身原因外,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破坏、封锁,造成中国苦难深重,无力发展经济、无力改善民生、无力投入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西方列强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不了解历史,不体察中国的苦难经历,无视中国与日本是处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事实,主观武断地把中国的不足之处与日本的长处生硬地捏凑在一起来讨论是非,合适吗?


四、关于“日本人的爱心与社会和谐”


本章节涉及了日本的献血、医疗、器官捐献、税收、幼儿园等内容,是唯一没有倾向性言论的章节。虽然对所提到的问题都只是蜻蜓点水、没能给读者一个有深度的介绍,但只要是客观的、不带歧视性主观意向的、不会误导读者的,都应该欢迎。通过交流,可以了解世界,取他人之精华于己用,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进步。


五、关于“日本的教育体制”


中日的教育制度在总体上都属于东方式教育,差异并不太大,各有千秋,中国的教育制度决不是一无是处,不然,在中国培养出来的人如何能够在海外成为精英?据了解,各国对来自中国的交流高中生,无论是学业还是人品、个性评价都很高,对来自国内的教师、校领导和管理人员,也感觉他们的思路都比较活跃开放,教学和管理方式也很有一套。望眼美国和英国,其数学教育几乎到了令人绝望的状态,美国校区的校监、校长们纷纷来到中国取经,英国已经率先行动起来,全套引进中国《真正上海数学》的学生用书、教师用书和练习册,2018年1月起,这些教材将正式进入部分小学课堂。反观日本,推行了30多年的“宽松教育”已被证明失败,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前不久明确表示,将于2020年度之后实施新的学习指导纲要,日本将和“宽松教育”诀别。中国人完全不必把自己的教育体系看得一无是处,要有信心取长补短。



六、关于“日本的医疗体制”


的确,日本的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好,值得中国学习。但是,简单地把一个社会发展已经处于成熟价段的发达国家与一个尚处于发展完善阶段的欠发达国家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说明不了问题的。日本是一个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国家,城乡差别不大,医保覆盖的人口只有2亿多。中国是一个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的国家,城乡差别很大。温家宝总理说,北京上海不代表中国。并且,医保覆盖的人口将近14亿,其艰巨程度比日本要高出好几倍,所需的保障资金也比日本要多好几倍。这样的两个国家怎么能放在一个平台上相提并论呢?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年来,中国在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然还存在许多不足,离百姓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医疗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医保明天会更美好。


七、关于“日本人的勤奋与敬业”


●“我在日本十八年,见过各种各样的日本人,就是没有见过不敬业的日本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也就是我们说的“匠人”精神”。


关于日本人的勤奋与敬业,我只想说一句话:没必要抱着朝圣般的心态去看待。说“没见过不敬业的日本人”,这只能说明孤陋寡闻,了解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它不能证明“每一个(日本)人都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如果大家都那么自觉的话,还要监督、还要管理干什么?就我个人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而言,日本人的所谓“勤奋、敬业”主要是建立在严格的管理与监督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企业文化束缚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赏罚制度基础上的,如果没有这些,日本人照样会偷工减料,照样会消极怠工。所以,日本人的所谓“敬业、勤奋”与日本人的人性、与日本“人”的素质无关,不是“日本人敬业=日本人素质高”。总之,在日本,员工消极怠工、效率低下等现象并非鲜见,只是由于一些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文人、看客没有深入到日本人群体中去发现不了而已,不要迷信。一些文人、看客不懂现代企业管理,不懂雇佣双方关系的本质属性,不了解人性的特点,仅凭自己主观意向或偏好,赋予了日本人这样或那样的属性,并把这些属性与日本人的素质划等号,这样的乱象何时休?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正在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手机、电脑、家用电器等产品已经超越日本,日本产品的神话已经或正在被打破。有专家预测:再过10年,不,也许只需要7、8年,日本汽车也将被挤出中国市场。我相信,中国人一定能比日本人做得更好!


八、关于“日本的政治体制和日本人对政治的态度”


对于日本政治体制是持肯定态度还是持否定态度、中国的政治制度究竟“差距”在哪里,我在这个章节中研读了许久,却找不到答案。是想说:“差距”在于没有像日本那样请美国人来帮助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于没有实行像日本那样的天皇制?在于没有实行像日本那样的选举制度?在于没有实行像日本那样的世袭制?不知所云。



关于日本的政治,我只想说几个要点:


1、日本的政治制度是在美国人的监督下制定的,是日本人的耻辱。


2、三权分立制并不是当今世界最理想的制度,它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并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三个权力机关相互制衡,容易导致效力低下、相互掣肘、扯皮。台湾、韓国、日本在每一次选举过程中出现的闹剧,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料。反观中国,近年来,民主集中制越来越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关注和肯定,中国人要有制度自信。


3、日本天皇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至今依然保留着封建社会的残余,不得不说是一种扭曲、一种讽刺。日本人把天皇戏称为“国家圈养的宠物”。而中国早在辛亥革命就推翻了封建社会制度,建立了共和制,至少,在形式上,封建社会制度已不复存在,这比日本要进步一个时代。


4、西方国家的执政领导人是为自己所在的党派、为本利益集团和选民服务的,不是为全体国民服务的,其执政方针很容易受到选民和利益集团的干扰,很容易情绪化。日本政治家热衷于党派斗争,争权夺利,首相更叠频繁,有的首相在位8个月就下台了。这样的节奏,政治家们能专心治理国家吗?中国共产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代表,是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的,国家领导人的产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基层的工作经验和业绩、没有治理一个省的执政经历是不可能当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也就是说,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位绝对不会由一个没有执政经验的人来担任。从这个角度看,这样的选拔制度比情绪化的选举制度要稳妥得多。


●“日本的大部分老百姓对政治不太关心,我和日本人私下交流也很少谈到政治话题”,“唯一能让人感觉到日本政治热心的人就是东京的右翼的一帮人,拿着大喇叭到处喊叫,他们是极少数的人,他们代表不了日本国民”。


在日常交往中,日本人是不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诉求的,不标新立异的国民性格体现在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他们往往把表达与对方不同的观点的行为看成是失礼的。这种与对方求“同”的国民性格被世人称之为“没有个性的群体”。但是,如果深入到日本人的政治生活中去,结论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那一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竞选首相期间,我混在人群中旁听过一次在街区举办的支持鸠山当选的选民研讨会。鸠山的政治主张是放弃“脱亚入欧”、回归亚洲的政策,主张反醒历史,推行对华友好政策。一位选民代表在发言中说:“我们支持鸠山当选,并不是支持他的政治主张和他要推行的对华政策,而是对自民党不满,想换一个政党试试”。这位最底层的选民在表达自己的主张时,思路清晰、观点鲜明、表达流畅、语气坚定,完全不是平日里所看到的日本人的那种温和的样子。当时,我着实是惊了一下,那一幕至今印家深刻。


众所周知,选民支持某一位竞选人,是因为认同这位竞选人所提出的方针政策和政治主张,在投下手中一票的那一刻,他(她)是知道自己的主张和诉求已经通过这张选票体现了出来,该竞选人当选后所推行的对内对外政策就是自己希望推行的政策。所以,对这位选民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是否需要把自己的主张告知周围的朋友、同事已经不重要了。由于日本人在群体中通常是努力与对方求“同”、“没有个性”的,所以,一般不会明示自己的观点和诉求,更不会和一个“外人”去谈论政治问题,这就造成了“日本人不关心政治”的假象。


在日本,右倾化早已是日本社会的主流,对华友好、反醒历史等进步发声,有,但极其微弱。《朝日新聞》是一家有别于《讀賣新聞》那样有政府背景的报刊,被当地人视为一家有左翼思想的报刊,关于中国的报道有时会刊登一些比较客观、看上去对中国比较有利的文章。然而,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我曾经看到一位著名艺人用鄙视的口吻说:“那是一家中国的机关报”。还有一次,日本NHK电视台的一位著名资深美女主持人在和嘉宾谈论中国话题时,说了一段至少我认为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话。然而,她的这些观点与当时日本社会的右倾主流是格格不入的。结果第二天,在这个一直是由她主持的专题栏目中就换了一位主持人,直到隔了一段时间后她才又出现在这个栏目中。


长期以来,中国人被“日本的广大人民是好的,不好的是少数军国主义者”的教条蒙蔽了双眼,不了解中日关系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抗多于合作的历史事实,看不到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对日本人的本性认识不足,一厢情愿地推行“中日友好”政策,美化了日本人的形象,使许多中国人丧失了对日本的警惕。我国的一些学者、文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和利益,依然在散布那样的观点,使许多国人分不清真伪,看不清本质,造就了一批“哈日族”和“跪舔族”。



九、关于“日本人对过去历史的认识”


这个章节的观点有严重问题。


既然知道“日本年级(纪)比较大的人,都会对我说对不起,战争年代日本人做了很多坏事,中国人很伟大,战后把他们的孤儿抚养长大”,为什么不能对日本人说:“既然知道错了,那就快去向中国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犯”?反而对中国说:“关注其他国家时,需要把目光放在别的国家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像日本人一样勤奋,敬业,每个人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极致,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发达,国家就会越来越富裕”,“我们没有必要在意别的国家怎么样”。这就好比一个强盗抢了你家的财宝、烧了你家的房子、杀了你的儿子、强奸了你的老婆和女儿,这时一个人走来对你说:“都已经发生了,死了的人活不回来,算了吧。其实那个强盗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我们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好好向别人学习,只有这样你的日子才会一天天好起来”。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和逻辑吗?作者口口声声说自己“对政治也不是很感兴趣”,事实上,作者已经通过这篇文稿充分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这是掩盖不了的。


历史认识问题、慰安妇问题、南京大暑杀问题、钓鱼岛问题都是中日关系绕不过去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天不解决,遇难同胞的在天之灵就一天得不到安息,中国人民的感情就一天得不到抚慰,中日关系也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后记:


首先,读了《我们和日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后,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位“博士”之手,许多地方文不对题、逻辑混乱、思想幼稚、措词不严谨、缺乏案例支撑,离科学性、学术性、客观性、可读性都相差甚远,是一篇误导读者、误人子弟的文稿。由于文稿一开头就亮出了“在日本留学工作了18年”、“深入接触了日本各阶层的人士和日本社会”、“博士学位”这三个利好要素,从而使文稿更具有欺骗性,读者很容易处于盲从盲信的状态,成为快乐的精神俘虏。


其次,作者“在日本留学工作了18年”,“2004年被派回北京参与创立北京分公司”,其身份是日本国籍还是中国国籍?按照正常推断,应该已经“归化”了。这个推断如果成立,说明作者是从日本人的立场写的。既然这样,为什么要用“我们中国”呢?这是其一。如果尚未“归化”,从作者的立场、观点、情感来看,一定是很想“归化”的。为了“归化”、为了表忠心,作者采取了赞美日本、诋毁中国的做法,希望以此来讨好日本人、求得日本人的认同认可。这是其二。


最近,有两起事件在网络上被关注。一个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留学的中国女生为了赢得掌声、为了表忠心,在毕业典礼的演讲时说:美国的空气都是甜美的,而在我的家乡(昆明)是要戴着口罩才能外出的。另一个是:针对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的一名大陆女生愤然撕下贴在民 主墙上“港 独”海报的义举,一名该校的大陆男生谩骂反对“港 独”的网友是“支蛆”(注:“像蛆虫一样的支那人”)。这篇文稿与上述两起事件有异曲同工之处,即:都是为了得到所在环境的认同、想融入所在环境而昧着良心诋毁养育了自己的祖国的丑恶表演。所不同的是,这篇文稿更具有欺骗性和危险性。


由此,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想到了教育的目的。我们的教育是为谁培养人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有人说:科学技术和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不应该有政治色彩。这样说并不准确、并不完整。科技和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掌握科技和艺术的人是有国籍的,有国籍就应该有政治立场,这个立场就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在献身科技和艺术的同时,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至少不能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声誉,因为没有国家就没有小家,没有国家的富强就没有小家的安康,每一位个体都应该为国家的富强添砖加瓦。


同样是留美学者,同样是学高能物理的,邓稼先老先生学成归国,选择了报效祖国的道路,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才使中国人从此不怕西方势力的讹诈。外语教育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在从事语言教学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介绍对方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果没有正确的“三观”,如果没有解决好“为什么学外语”、“为谁学外语”的问题,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材也许就会成为丧失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哈添族”,成为谩骂中国人是“支蛆”的败类,甚至成为汉奸,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来源:云堂说(ID:yuntang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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